■ 叶正猛

    党  的二十大庄严提出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，反复强调“传承中华优秀文化”。中国特色 事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结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。在中华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之中， 是闪烁不息的耀眼光芒，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。

    深入研究、探寻传统 文化，对于推进当今公益 事业意义重大。笔者认为要从三个视角的结合上，更加全面、更加立体地研探、解读传统 文化。

    “三教虽殊，劝善义一”

    研探传统 文化的第一个视角是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“多元一体”的结构。理解传统文化，首先要理解儒家文化。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儒家文化并非一元独大的专制文化，而是多元融合的包容文化。过去，历史教科书上所谓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实在是一个影响广泛的讹传。学界认为，两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在动态中形成的结构可用“一二三多”来概括：“一”是儒家主导，“二”是儒道互补，“三”是儒道佛合流，“多”是包纳其他文化。因此，研究传统 文化既要十分重视研究儒家的思想，也要研究道家、佛家以及其他学派的思想。

    古人说得好：“三教虽殊，劝善义一。”向善、崇善方面，大有殊途同归、百虑一致的气象。儒道释，还有其他思想学派，都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 思想、理念，都是中国特色 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渊源和文化基因。

    儒家 思想占主导地位，发挥主要的引领作用。在孔子仁爱思想奠定儒家 思想基石之后，两千多年绵绵不绝、传承发扬。择其要者，一是《礼记》的大同理想。“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几乎成为古代中国 事业遵循的圭臬。二是子贡的“博施济众”。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”子贡是探讨的方式，在当时难能可贵地提出了“尧舜其犹病诸”（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）的“博施济众”的命题。三是孟子的“性善论”“民本”思想。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，就是恻隐之心；孟子主张君主要对民众实行 的仁政。四是董仲舒的“恻怛爱人”。董仲舒强调仁要爱别人。董仲舒的“爱人”思想显然不是“亲亲”原则外推的，而是“以仁厚远，远而愈贤”。五是张载的“民胞物与”。张载提出“民吾同胞，物我与也”。万民是我的同胞，与大自然一体，万物也是人的朋友。六是朱熹的“理一分殊”。“仁”就是“理一”，“义”就是“分殊”，一方面强调血缘亲情的根本之爱，另一方面对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作出各自的有序安排。七是王阳明的“心性良知”。王阳明提出，心的本体是良知，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即是天理。“仁者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。”

    道家有天人合一的哲学观、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的 伦理观、“无为”而善的 伦理原则、将 作为“体道”和“入道”重要途径的理念。道教则有“周穷救急”、乐善好施的 理念，以 “修行修仙”的教义，“致太平”的 理想。

    中国化的佛教 理念十分丰富，大的方面有：慈悲思想，就是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”；布施精神，就是以“财布施、法布施和无畏施”，施舍救助他人；福田观念，就是播种幸福、收获幸福的田地，有敬田、恩田、悲田，而“悲田最胜”，悲悯众生；报恩法则，就是要“报效四恩（父母恩、众生恩、国家恩、佛法僧三宝恩），成就佛道”。

    三家 理论都值得深入研究、挖掘，而三教融合的 理念，对 的发展起到了特殊效应。例如，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的“善书”，就是以道教为主、三教融合的产物。善书（也称劝善书），以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”作为宏大的主题，明清之际出版达到辉煌阶段，其数量估计10万种以上。它们大多宣扬行善积德，强调行善可以正己化人，确是古代 文化的一大奇观。

    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

    第二个视角，是重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”这“两个结合”的同时，作出了新的精辟论述：“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、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。”贯通优秀传统文化，融通群众共同价值观念，是“两个结合”思想方法论的提升与递进。《周易》曰：“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”可以说，“贯通”，“木欣欣以向荣”，“融通”，“泉涓涓而始流”。

    民俗学认为，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，除了主要体现为经典文献的上位层次文化之外，还有大量流传民间的种种文化，即下位层次文化，是历代广大民众所创造、享用和传承的文化财产。上位层次文化和下位层次文化汇合起来，配合组成了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。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存在一个与“精英思想史”相对应，包括民间的思想、民众的思想在内的“一般思想史”。

    鲁迅先生则提出了“民魂”说。指出“民魂”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。民众是“民魂”之壤，深植于民众之壤的“民魂”是不死的。

    我们研探传统 文化，不仅要研究“主流”的思想、经典的论述，也要探索民间的价值观念。

    例如，我们研究古代 的动因，从民间价值角度就会有多条线索。辜鸿铭先生的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提出中国人具有“良民信仰”。“中国人的良民信仰在每一个孩子识字之初就教导他们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孟子的“恻隐之心”，具有悲世悯人的天性，讲求“善为至宝深深用，心作良田世世耕。”

    有的学者研究认为，善恶报应观是古代社会重要道德载体。“祸福无门，唯人自招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行。”中国善恶报应观其主旨在于止恶劝善、净化社会，能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心理需要。其积极影响表现在：使中国人形成了重德意识、家族使命意识、责任心理。探讨中国善恶报应观，对塑造当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    另外，学界认为，“报恩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经典的伦理心态，也是维系人类情感的一种坚固的伦理手段。中国具有“施人勿念，受施勿忘”“受恩必报，报大于报”的深厚的民族传统观念，世世代代促进了“善的循环”。如果“报”扩展至报众人、报社会，则是公益的行为。

    古代的家训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 理念方面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许多家训都有诸如“善欲人见，不是真善”之类内容，训导家人真诚行善，不图名誉、不图回报。

     在本质上说，是民间的。只有关注研究民间 思想，研探传统 文化才是完整的、丰富的。一方面，可以挖掘、发现真实的 史；另一方面，可以传承、发扬民间 理念的“优秀部分”，彰显其在当代的价值。

    士，“仁以为己任”

    第三个视角，是关注“士与古代 ”的独特历史现象。笔者多年来对“士与中国古代 ”进行研讨，从中发现，士是中国古代 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，是值得更加重视的古代 主要角色；士的情怀，是中国的古代的一个独特 景象。

    学界认为，中国“士”的传统，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。史学大家钱穆说：“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，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，而其他社会无之。”余英时说：“如果从孔子算起，中国‘士’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，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。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。”

    士，从早期的“士农工商”中的一个社会阶层，演变一个精神群体的概念。士是“把品性作为生命”的一群人，是道义、气节、趣味、礼仪的源泉。士的社会角色意识，“与‘现代性’以来围绕社会生产分工而派生的职业角色意识有质的不同。在传统社会里，他们实际所承担的是一种‘道德分工’。”（周福岩）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已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士在本质上是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发扬者。

    “济弱扶倾，方为杰士。”士人，仁者爱人，扶危济困，代代相传，在 事业中发挥了垂范作用。笔者做过两份统计样本。一是“ 人物中的士人”样本。位于江苏南通市的中华 博物馆所设的“ 人物展厅（古代）”，展板展出和屏幕显示中国古代 人物共68位。笔者一一作了事迹查考，其中，可以归为“士”的有40多位，占近70%。二是“绅士中的 人物”样本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著的《中国绅士的收入》，其附录了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全国各地“地方志人物传”摘要，7大类826个“绅士”，有行善记录的占三分之二以上。两份样本，既证明古代 人物中，士占绝大多数；也证明士绅阶层中， 人物占绝大多数。当然上述“绅士”“士大夫”每个个体不一定都属于“有道之士”，但“士之秀者”就在其中，从一个断面证明士在古代中国 事业中具有突出地位和作用。

    士是古代官办 的重要推动力量。中国古代 有一个特殊情况，湖南师范大学 公益研究院院长、教授周秋光说：“笔者认为 概念的理解，应有现实和历史之别。回溯中国历史，又有官办（政府） 一说（民间善源由官方执掌使用），且在传统 事业格局中占据主导位置，并存续至今。”那么，历史上，官办 主要由地方官员执掌、推动，士大夫作为地方官员的主体，无疑在 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，而其真心从事 事业，必是有情怀、有担当之士。士在官办 中，第一是发挥施行作用。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救灾、 的部署；认真担负守土牧民之责，根据当地实际，主动开展各类有效 ；面对社会问题，主动想方设法推出 新举措新方法，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。第二是发挥推动作用。着眼大局，谏言献策，反映现代公益所说的要解决的“社会问题”；面对灾情、民瘼提出解决方案，来影响高层决策。

    研究“士与古代 ”课题，就是要打造精英人士涌现的环境，弘扬“士”的情怀，重铸“士君子”人格，造就更多 道德群英。这是研究传统 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    “虑无不周，此仁胜也。”研探传统 文化更加全面， 事业发展的文化根基则更加扎实。

    （作者系浙江新湖 基金会秘书长、浙江工商大学英贤 学院特聘教授）